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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第三阶段：绿色价值

发布日期：2010-03-02

汽车废气与工厂废气交相“灰”映。图为彭博社2009年图片之一。 CFP/供图

　　编者按金融危机之下，哥本哈根迎来一场分外胶着的会议。不同的利益带来不同的立场，各国在“气候变化”这个人类话题上有心共建却无力共减。全球化使他们有能力聚在一起讨论，但当绿色价值成为全球化的又一项议题时，自由贸易将有可能变得更难。而中国要在这种可能到来的改变中站稳脚跟，必须争取话题权、话语权和法语权，归根到底还是争取生存和发展权。
　　
　　本报记者蔡若愚
　　
　　哥本哈根曲终人散，结局并不尽兴。有人说，这次会议或许将是一个分水岭。从今往后领导人出席气候谈判有可能成为常态。而在气候谈判被确认为今后的热点全球话题背后，是全球化的又一个历史拐点。
　　
　　哥本哈根推翻京都议定书精神
　　
　　从德国波恩到西班牙巴塞罗那――此前5轮谈判的胶着；从2009年12月7日到19日长达13天12夜的焦灼，哥本哈根最终交出了一份无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此次气候变化大会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本次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来自民间的评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生态脆弱国家和环保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发出了“大会失败”的声音。
　　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副总裁黄树东认为，哥本哈根的结果是一个四无“协议”：无减排目标，无资金目标，无技术目标，无制约机制，而且它推翻了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基本精神。
　　 “共同责任，区别对待”可以看作是《京都议定书》的基本精神。这个截至2009年2月已有183个国家通过的条约认定：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在来看，发达国家都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还是很低的，他们的排放控制应该和他们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区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缓气候变暖、降低碳排放量这一人类共同目标上的责任――发达国家理应负更大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上的豁免。
　　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就具体指标来说，到2012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即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议定书同时允许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挪威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增加10%、8%和1%。
　　《京都议定书》签订后，欧盟一直是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支持者，并一直致力于说服那些立场摇摆的国家加入条约；日本、加拿大等国内民众也基本持支持态度。只有美国布什政府于2001年3月，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尽管如此，签约的各国此后仍然尽力遵守《京都议定书》的精神，致力于减排。直到2007年3月，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还一致同意，单方面承诺到2020年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少20％。
　　然而，金融危机改变了这一切。发达国家元气大伤，甚至面临着世界经济版图重新洗牌的局面。这种情况下，哥本哈根成为他们倡导新体系的平台。
　　黄树东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结果推翻了京都条约的精神，再也不是‘共同责任，区别对待’，而是‘共同责任，平等对待’。他们要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承诺一个有约束性的硬指标，并且有一套减排机制、处罚机制、法律机制。”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哪怕这些责任可能并不合理。
　　哥本哈根13天的角力，是一个开始。
　　
　　全球化进入第三阶段
　　
　　今年1月份的达沃斯论坛上，法国总统萨科奇发表了激情澎湃的主旨演讲，其中包括对全球化的抨击。他说，这不只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也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危机，是全球化造成的危机。如此直接的批评也令他遭遇了尴尬的一幕：演说结束时近一半的听众没有起立为他鼓掌。那些信仰自由市场的企业家们质疑这位总统的演讲是否不切实际。
　　何谓全球化？当“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专有名词之后，大多数人对于它的历史依然模糊。基于不同的角度，全球化的阶段区分有不同的版本，但“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黄树东认同的现代全球化版图有三个阶段：阶段是19世纪以“舰船利炮”为特点的扩张；第二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特点的市场扩展和劳动力跨国流动，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而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进入了第三阶段，即在绿色价值指导下的全球化。”黄树东说。
　　绿色价值关系全人类，它本不陌生。
　　 1994年正式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诞生，此后每年都举行缔约方大会。由此可见，绿色价值和碳排量控制早已有之。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全称也不过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次缔约方会议。它商讨的议题――《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是2007年巴厘岛路线图的补完。
　　实际上，哥本哈根备受关注不仅在于这是“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还在于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之间利益的微妙变化。“在‘私有制、市场、非政府干预’等所谓普世价值遭受质疑的情况下，‘绿色价值’被发达国家推崇为新的普世价值。”黄树东认为哥本哈根会议透彻地反映了发达国家希望建立怎样的“绿色”法律体系，很可能“绿色价值”的背后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发达国家想让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承诺一个有约束性的硬指标，并且有一套减排机制、处罚机制、法律机制。这样做的结果是假如以后中国对外出口产品时，对方就有各种借口来限制进口。如果按这种思路实施，对出口导向的中国很不利，他们随时都可以用这种‘绿色价值’来限制中国的出口市场。”采访中，黄树东不无担忧地感慨：“绿色价值这种借口太随意了。”
　　
　　未来中国应争取三种权利
　　
　　由此，黄树东提出未来中国应该争取三种权利，即话题权、话语权和法语权。
　　话题权指的是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提出自己的话题，而不是疲于应付发达国家抛出的他们的话题。自由主义、世界贸易、全球化，及至如今的绿色价值，这些发达国家提倡的话题尽管确实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此前难以想象的好处和便利，但也加剧了世界的贫富差距和动荡不安。事实上这些话题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国家。因此，中国未来要发展，首先要争取自己的话题，主动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话题。
　　而与之配套的就是话语权和法语权，前者描述引导舆论的能力，后者旨在建立一套与中国利益相容的法律语言体系，以便更好地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黄树东的判断中，以一个长周期来看，此次金融危机是70年代后建立的世界贸易体系崩溃的开始。他认为目前发达国家希望建立另一个框架来取代现有的世界贸易体系，因为“这个贸易体系已经不太符合他们的利益”。中国要在这种可能到来的改变中站稳脚跟，必须争取话题权、话语权和法语权，归根到底还是争取生存和发展权。
　　（文中所引用的黄树东的话，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与其供职机构没有任何关系）
　　
　　
　　链接：
　　
　　联合国秘书处已收到55个国家的减排和控制承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2月1日晚发表新闻公报说，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以来，秘书处已收到55个国家递交的到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和控制承诺，这些国家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占目前人类总排放量的78％。
　　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说：“我们还需要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以应对挑战，但我在这些承诺中看到了明确信号，即各方愿意推动谈判，并取得最后成功。”
　　秘书处同时公布了发达国家递交的中期减排目标。并称今后将继续在网上公布和更新有关信息。
　　公报说，下一轮正式谈判计划今年5月底在德国波恩举行。
　　根据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2010年1月31日前，发达国家应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或通报截至2020年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可通报自愿减排计划或温室气体控制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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